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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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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通过劣后级有限合伙受让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实现其退出的约定是否有效?

  来源:法往情深  时间:2021-06-29 17:41:54

裁判要旨

本案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约定由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支付溢价款,作为其履行出资义务及《合伙协议》是否终止的前提,表明其真正意思表示并非设立合伙企业,成为合伙人,通过合伙企业生产经营取得合伙收益、承担合伙风险,而是将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全部转让给劣后级合伙人实现固定回报,变相实现还本付息的借贷目的。综合案涉协议签订背景事实和案涉协议相关内容约定,可以认定案涉《合伙协议》为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应属无效。

案例索引

高安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二审案》【(2020)最高法民终682号】

争议焦点

通过劣后级有限合伙受让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实现其退出的约定是否有效?

裁判意见

最高院认为: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限为4年”。第二十五条约定“本合伙企业对于经营期间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按照各自认缴出资比例予以分担,但有限合伙人所承担的最大亏损额不超过其认缴出资额”。其次,案涉《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华金证券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高安城投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该协议“一、合伙企业的出资”中第3条约定,华金证券出资的前提是《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法人保证合同》已签订生效;江西银行已经向华金证券交付案涉4.79亿元。该协议“三、合伙企业的投资运作”中第1条再次约定,华金证券与高安城投签订了《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其转让溢价款的支付方式及金额以该合同约定为准。该协议“五、合伙企业财产的分配顺序”中约定了合伙企业清算时,除了清算费用等外,首先清偿华金证券的投资本金;如有剩余财产清偿高安城投的投资本金;如还有剩余财产支付激石伟业的投资本金。支付上述本金后,如有剩余财产,则其中80%作为华金证券的投资收益,剩余20%作为高安城投的投资收益。该协议“六、投资收益分配”中约定,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不分配投资收益。由此可见,华金证券将案涉4.79亿元作为对合伙企业的出资,成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后,在合伙企业4年的约定经营期限内没有收益,其收益只能在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届满,各合伙人还本后,如合伙企业还有剩余财产,可以分得其中80%。换言之,如果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届满时出现折损,华金证券将可能承担投资本金无法收回的风险。

第二,《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与《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紧密关联。该《补充协议》已经约定华金证券履行《合伙协议》约定的案涉款项出资义务的前提是,华金证券已与高安城投签订《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并明确转让溢价款的支付方式及金额以该合同约定为准。也就是说,如果高安城投不与华金证券签订《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华金证券将不交纳案涉款项,而案涉《合伙协议》也将终止。

第三,华金证券在《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与《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中的约定权利义务不一致。根据《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的约定内容可知,华金证券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案涉4.79亿元)作价4.79亿元转让给另一合伙人高安城投,支付价款方式为,高安城投在华金证券将案涉4.79亿元转入奥其斯公司账户之日起满3年之日,选择全部受让或部分受让华金证券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如选择部分受让,则在满三年之日前支付转让价款的20%,第4年每季度末之前支付转让价款的20%,满4年累计受让华金证券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100%。此外,该协议3.4条“溢价款支付”还另行约定,高安城投向华金证券按央行一至五年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6.84%,首年为6.5%的年利率(溢价率)支付份额受让溢价款。且该溢价款不得冲抵合伙份额转让款。

可见,一方面,华金证券签订《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成为承担合伙企业投资风险的优先级合伙人;另一方面,华金证券又将与高安城投签订《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并明确转让溢价款的支付方式及金额,作为履行约定案涉款项出资义务及《合伙协议》《补充协议》是否终止的前提。这说明华金证券签订案涉《合伙协议》《补充协议》时真正意思表示并非设立合伙企业,成为合伙人,通过合伙企业生产经营取得合伙收益、承担合伙风险。而是将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全部转让给高安城投,并约定三年内以所谓溢价率的名义按季度收取固定回报。

由于华金证券签订案涉《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时明确约定以《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签订生效为《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继续有效的前提,故将几份协议整体理解即为,华金证券签订《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出资成为合伙人,承担风险和收取不确定收益的同时,又以签订《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转让其合伙份额、不承担合伙风险并收取固定溢价款的回报作为成为合伙人的前提。也即,华金证券成为合伙人的前提是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退出合伙企业。这两者明显存在冲突。故华金证券签订《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成为合伙人,分享合伙企业投资收益,承担合伙企业风险,而是以设立合伙企业的同时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并收取固定溢价款形式变相实现还本付息的借贷目的。综合上述案涉协议签订背景事实和案涉协议相关内容约定,可以认定案涉《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为当事人虚假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各方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从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可知,当事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能得到法院保护。而且,案涉协议在当事人各方基于虚假的意思表示签订并履行期间,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已经实施。而九民会纪要第71条、第89条、第90条、第93条规范对象均既非合伙也不是借贷,与本案争议法律关系性质并不一致。故案涉《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虽然当事人在本案中并未就案涉协议无效的后果提出相应诉讼请求,但可以就此依法另寻途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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